马耳他国家债务在过去一年急剧上升,从2024年8月的100.5亿欧元飙升至2025年8月底的111.3亿欧元,引发了外界对政府财政管理的严重关切。马耳他反对党——国民党(PN)经济与企业事务影子部长杰罗姆·卡鲁阿纳·西利亚(Jerome Caruana Cilia)在接受马耳他当地媒体采访时直言:“我们必须追问——这些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?”
债务利息负担沉重,财政赤字迟迟未出局
西利亚指出,马耳他目前仍处于欧盟超额赤字程序之中,尽管财政部长曾表示有望提前退出,但现实并非如此。“事实上,我们根本就不该陷入这一程序,而直到今天,我们仍没摆脱。”
他强调,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个直接后果,就是利息支出带来的财政压力。“仅从今年1月至8月,政府支付的债务利息就超过1.92亿欧元。”
“这还只是利息的支出,而不是本金的偿还。”西利亚警告说,如果当前趋势持续,到年底仅利息支出就可能超过2.5亿欧元。“这就是所谓偿债成本的真相——纳税人负担越来越重,但并未看到相应的社会回报。”
“借债补贴”非长久之计:生产力低下或成根源
西利亚并非反对政府在经济低迷期通过借贷刺激经济,他承认“适度、可控的国家债务如果用于推动经济增长、改善公共服务,是可以接受的。”但他指出,“问题在于,这并非目前的现实。”
政府曾解释,能源和生活补贴等措施在一年内花费约2亿欧元,国民党对此表示支持,但西利亚强调:“那可不是十亿欧元的支出!公共资金必须使用得当,而不是浪费在低效、无能与腐败上。”
他警告说,如果借贷只是为了填补日常开支、而非提升生产力,问题只会被掩盖、不会被解决。
民生压力倍增:通胀与生育率双重挑战
在谈及即将公布的国家预算时,西利亚表示,国民党已与多方社会组织展开讨论,并将在预算季推出更具针对性的提案。他特别提到两个当前社会的突出挑战——生活成本上涨与生育率下降。
“如今,不仅仅是弱势群体在挣扎,中产阶层也在说‘快撑不下去了’。”他说。
国民党提出了一系列减税措施,包括取消生活成本补贴(COLA)的所得税,免除前1万欧元兼职和加班收入的税收,并为拥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引入新的税收优惠档次。“这一措施预计可让符合条件的家庭每年增加约8500欧元的可支配收入。”
“增长不等于进步”:生产力落后拖累国家竞争力
“马耳他经济增长率表面不错,但增长的质量令人担忧。”西利亚指出,目前马耳他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塞浦路斯和意大利。“作为欧盟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,我们理应以更高的生产率来减少对基础设施、医疗和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压力。”
他批评政府在科研、创新与数字化方面投资不足。欧盟报告显示,2023年马耳他在科研与创新(R&I)上的投入仅占GDP的0.64%,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2.24%,甚至比2012年的0.79%还要低。“换句话说,我们的科研投入比十年前还退步。”
此外,报告还指出马耳他在STEM(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)领域的专业人才短缺,导致科研创新表现持续不佳。西利亚认为,政府在人口和基础设施规划上的失误,也让交通、污水、垃圾处理等问题雪上加霜。
人工智能:从口号到行动的关键一步
在被问及对预算最迫切的期待时,西利亚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(AI)。他指出:“AI如今已成为热词,但马耳他政府的行动仍远远不够。”
他举例称,AI在旅游业可以通过预测分析优化客流与资源配置;在金融业能加强欺诈检测、提升合规效率;在博彩业可改善安全监测与用户体验;在制造业和航空业,则能通过预测性维护与智能调度提升效率。
“AI将深刻改变未来的工作方式。我们不能只看别人走得快,而自己停留在原地。”西利亚强调,政府应提供更积极的财政激励,支持企业引入AI系统,同时加强教育与培训,帮助劳动者转向高附加值岗位。“历史已经证明,技术变革不是威胁,而是机遇——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远见去引导。”
投资环境:吸引外资也要照顾本地企业
对于税制改革,国民党领袖亚历克斯·博格(Alex Borg)曾提出将部分行业的公司税统一为15%。对此,西利亚补充说:“我们不会提高外国投资者的实际税负,因为任何税负上升都有可能打击投资信心。”
他强调,政府应同时照顾本地中小企业,逐步、可持续地降低其税收负担,尤其是在企业将利润再投资于自身业务时。“我们要通过合理的税收激励,鼓励外资与本地投资者共同扩大经济规模。”
面向未来的思考:可持续增长与国家愿景
西利亚最后指出,马耳他需要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摆脱“人力密集型模式”,转向高附加值产业,如金融服务、高端制造、航空、海事以及电竞等新兴领域。“政府终于开始制定愿景2050,这是迟来的但正确的一步。我们希望即将出台的预算能与这一长期愿景相契合,而非停留在短期的‘修修补补’。”
马耳他国家债务的急速上升,不仅是财政数据上的“红灯”,更折射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——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。是继续依赖借贷与补贴维持短期繁荣,还是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?
这不仅是马耳他面临的选择题,也折射出许多小型开放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困境。